本文认为，埶当作蓺（艺，古秇）解，培植、使生长发育之意。
在先秦诸子的观念中，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就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，本质就是一种共生关系。相对于抽象的天下人，作为具体个人的天下人，在公天下的抽象价值下，与君及其统治集团之间，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。
这是中国古代共生智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所有权属于天下人，但治理权却在君主及其统治集团。激发百姓的群体反抗力量，只能说明统治者采取了愚蠢的高压政治及贪得无厌的剥削策略。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，人类是群居动物，作为个体的天下人必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必须是在一个群体之中而存在的。在这种思维之下，就衍生出来一个重要的观念——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。如果执政者不能给百姓带去好处，不能对百姓好，百姓如何认同和拥护执政者的统治？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颠扑不破的政治道理。
这样的观念在《老子》第二十七章也有表达，就是无弃人无弃物。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念，不断体现在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中，如《慎子·威德》《商君书·修权》《荀子·大略》等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个假定未必真实，至少不是完全真实的，因为原始的《老子》文本到底有多少字句，除了 相信 之外，我们似乎缺乏真凭实据。
相对地，研究《老子》思想，征引《老子》文本，若仍想以通行本为据，那么我们应当依据出土简帛四古本对其作一番严格的检讨和审查。例如，在帛书本《老子》发现之后，尽管学者大多认为帛书本文字胜于通行本，[3]但是面对尹振环提出的 帛书《老子》必将取代今本《老子》 的意见，[4]多数学者却表示不能认同，个别学者甚至直接撰文，予以反驳和挞伐。1. 简帛四古本 《老子》的文本状态和特征 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，目前集中在通行本与出土简帛古本的对立上。又如王弼本第 72 章曰: 民不畏威，则大威至。
但其文本存在形态是什么，这是目前不太清楚的问题。总之，景帝立经本是官方钦定的权威本子，在文本划分和字句运用上都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通用性。
很显然，后者更为重要。面对简帛四古本的大发现，学界仍以通行本特别是以王弼本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，这造成了出土古本与通行本的严重对立与断裂。[8]荆门市博物馆编: 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北京: 文物出版社，1998 年。笔者认为，如何选择《老子》本子，或者说哪一个本子是合适的，这涉及我们对于《老子》文本观念的预先理解。
乙组和丙组的文本状态，也大抵如此。[12]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: 《马王堆汉墓出土〈老子〉释文》， 《文物》1974 年第 11 期;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: 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壹)》，北京:文物出版社，1980 年; 湖南省博物馆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: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(肆)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14 年。且在上段末甲组有章号，在下段末丙组有章号。与此相对，《老子》这个名词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，尤其在当前的文本状态下。
而造成此一局面的原因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可能有二: 其一是宗教文化，特别是道教文化在现当代中国的急剧衰落; 其二是大学制度的引入及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和蓬勃发展。毕竟，打破成见是需要时间、胆识和勇气的。
本条原则比上一条更为重要。[20]宁镇疆: 《〈老子〉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》，上海: 学林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20－22 页。
[15]另一个是此本有严格的分章，《老子上经》 ( 即 《德》篇) 为 44 章，《老子下经》( 即《道》篇) 为 33 章，全书总计 77 章。第一条原则是，研究老子思想或引用《老子》文本，都应当以汉简本 (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《老子》) 为主要依据。其二，韩非所据本是战国晚期的抄本。相对于今本而言，作为成型期的《老子》本子，帛书两本在其规模和体制上都与今本非常接近，是进一步形成定型本(景帝立经本或刘向定著本) 的基础。根据原子分章的原则，与通行本文字对应的汉简本第60章应当根据郭店本再分解为两章。[3]高亨、池曦朝说: 以全书来说，帛书本多胜于今本。
有鉴于此，笔者主张，今人研究老子思想，应当放弃王弼本或河上公本，而直接采用出土简帛四古本，特别是汉简本。本来，老子思想 与 《老子》思想 两者是存在张力的，但长期以来，人们往往以为 老子思想 即为 《老子》思想，而 《老子》思想 可以完全表现为 老子思想。
2.研究老子思想应当以 《老子》文本的原子分章为依据 原子分章 的概念是由笔者提出来的，是对姚鼐分章观念的深化。由于这种观念的作用，人们一直将五千余言及其相应篇章结构的《老子》文本当作老子本人的原始著作，然后据此研究或论述其思想。
[8] 这个本子由甲、乙、丙三组竹简构成，近1700字，不到今本字数的三分之一，比较可能是一个摘抄本。而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二，一是注释者在观念上认为八十一章本的每一章的章义是单一的，其上、下两段或上、中、下三段是一个意义彼此密切关联的文本整体。
2.重新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 河上公本长期受到古人的重视，但从民国以来，王弼本更受欢迎、更为流行，而居于垄断地位。简言之，汉简本应当作为今人研究老子思想 的主要文本依据。论篇幅，帛书两本比汉简本的字数多。尽管上述诸本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但是它们很显然不适合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据。
在帛书本发现之后，部分学者萌生了应当重新选择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据的想法; 而在简帛四古本《老子》大发现后的今天，我们是否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和动力重新面对、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呢? 笔者长期从事早期《老子》文本及其经典化问题的研究，数年来发表了八九篇论文，但是一直没有正式面对和讨论过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 这一问题。参见宁镇疆: 《〈老子〉早期传本 结构及其流变研究》，上海: 学林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86－87、118－119 页。
[18]钱穆: 《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》《再论老子成书年代》《三论老子成书年代》，载 《庄老通辨》，北京: 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3－123 页。81 章通行本，或者说，王弼本和河上公本是人们研究老子思想通常使用的《老子》本子。
所以，人们今后阅读、理解和引用《老子》，都应当以真正的原子分章为基础，充分注意其分章、章界及其每一章之上、中、下三段之间的关系。从整体上来看，韩非所据本的一些特征比较靠近帛书本。
在此基础上，将进一步回答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具体是什么的问题。其中，老子 指老子其人，不指《老子》其书; 而《老子》即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载体。对于通行本 《老子》的检讨和审查大抵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，一个是81章的每一章是否符合原子分章，如果不符合，则需要再作分解; 另一个是对于异文异句，包括大量通假字的疏通和解释。[5]张松如:《老子校读》，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，1981 年，前言 第 3 页。
无论如何，权衡和考量通行本与出土简帛古本的优劣利弊，从而真实、有效地回答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问题，这是当前老学研究的一个必要任务。总之，河上公注和王弼注都是不对的，其犯错误的原因是作者根据现成分章且以为同义作注释的。
当然，笔者并没有因此否定通行本对于魏晋以来老学及道学发展的重要性。从这三个章数来看，汉简本的分章应当是人为设定和裁划的，其篇章数的设定以盖天说的基本数理—— 圆出于方 的 地四天三 说为依据。
1974年，在帛书本出版后，当时大多数学者不但热衷于 古本即原本 的观念，而且默认帛书本即是《老子》的原本。顺便指出，如上论述参考了笔者已发表的相关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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